前沿：创业是艰难跋涉，九死一生。光鲜外表的背后却是常有的焦虑、无尽的琐碎事务，把公司视为“孩子”的创业者们，都在All in投入全力以赴。然而对家庭关怀的缺失，带来的多是抱怨、不理解，甚至是愤怒。这位创业者的真实经历便是其中的代表。
“你在公司讲话有道理，人家都要听你的。可你在家里行不通啊。”耿伟说话依然一脸吊儿郎当，只是北京爷们儿的一种傲气，在冲击到生活上，夹杂出了一种五味。而作为掌握了公司决策权的CEO，在面对家庭，也顿失了一种命令感。
创业者很难在公司与家庭之间游刃有余。
欢声笑语背后的辛酸
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、好朋友、男朋友、不是女朋友的蛋蛋。”耿伟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的惯常介绍，语调轻松而欢快。
耿伟的声音酷似王自健，但话里行间几乎没有事先准备的段子累叠，却有自成一派的风趣。他一方面与嘉宾打闹成团，一方面又自我嘲讽“我呢(节目)是一直不赚钱的”，甚至不忘揶揄一下另一个主持，“我呢是一直不想让孤鹜来，但他非要来。”偶尔也有假露色欲之像，在聊到色情网站配音员时问道，“能让他把我带入行么?”。如果说这是一台相声，蛋蛋依靠一个人完成了逗哏与捧哏。两三个小时的录制时间里耿伟一直保持着这种北方惯有的激昂语调。
耿伟是一家音频内容创作公司的创始人、CEO兼主持人。
与音频节目中欢声笑语的氛围不同，彼时的耿伟的身后堆着一摊烂摊子。公司合伙人出走，财务账面的数字不断下降，迫在眉睫的是还要把录制的音频剪辑成50分钟左右。彼时是2015年7月，而节目里那个“他非要来”的客串主持人孤鹜，是彼时除耿伟外公司唯一的员工。他们俩还同时负责着三档节目的录制剪辑发布。
工作的不如意总会一连串地波及到生活，只是对于创业者，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，来得更加突兀明显。
还是2015年7月，3岁的儿子突然得了小儿川崎病。耿伟一方面料理着濒临倒闭的公司，无法频繁奔向医院探望孩子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儿子的病并没有医生所说的那么严重。
为此，妻子本已久积的情绪在那一刻爆发，但疲惫的耿伟似乎连争吵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妻子摔门而走，几天后，一份离婚协议书摆在面前。
创业伊始
时间再往前推，2008年，离开原礼品公司的耿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，也是卖礼品。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做各大品牌商附属礼品或称赠品的渠道嫁接。由于之前的资源积累和他的勤奋，耿伟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。
2009年，结婚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。当年公司月流水也做到了百万级别，耿伟的事业和爱情都丰收满满。
“结婚和恋爱不一样。”与电视剧桥段雷同，结婚后的耿伟与妻子也陷入了关于小毛病的纷争。耿伟从不洗碗筷不洗衣服，甚至都疏于陪妻子出去逛街。而当时事业的膨胀似乎也加剧着这种回家后的惰性蔓延。耿伟与妻子相识于2007年9月份，回想起恋爱期间，那时的他再忙也会抽出空来陪他妻子，那时，掩藏缺点是一种本能。
可是事业得意的他却没有带来家庭的可持续收入，换句话说，妻子抱怨着耿伟没有给家里持续存钱。而颇具江湖义气的耿伟也否定着这种鼠目寸光的小家子气。“当时盈利的大头归公司，小头才归自己。那能拿么，是公司的钱!”耿伟义正言辞地解释着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。
对于购物，他声称自己不爱比价，“别人在淘宝比价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京东下单了。”他把这种比价行为定义成一种憋屈，自己再不济也不会在购物时比价，看到喜欢的就会买。这似乎与他半耷拉着七分裤半翘着二郎腿的的豪爽性格不无关系，但却与他生意人的属性大相径庭。
耿伟个人开销也不算小，一个月平均2万元左右。这些钱除了购物，多用来交际上的请客吃饭了。此外他也会帮家人添置不少，耿伟表示自己和妻子父母家的洗衣机电冰箱，都是他过年过节送过去的。
创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作息不规律，时不时要出去谈业务，酒局饭局也不少跑。这也导致了他对家庭的进一步疏忽。首先体现在他对妻子很多的小承诺无法兑现，“有时说好晚上七点去接她，结果八点半才到……”耿伟说着这种时有发生的事，甚至有时都约好的事情会临时取消。
和众多小两口的生活一样，有争吵，有冷战，但很快也就复合了。就这样闹腾地度过了婚姻生活的前三年。
2012世界末日
2012年，充斥着玛雅人的末日预言。尽管这没有科学依据，但随着预言日的来临，大家对此热议地越来越多，甚至一些无望的人盼望着预言成真，以期带走他们的一切痛苦。
末日最终没有来临，但耿伟度过了悲喜交加的一年。
耿伟一边做着礼品公司，一边不满于现状。当时除了末日预言，还有乔布斯的iPhone 4S风靡着全球。耿伟觉得又一次洞察到了商机，动起了手机壳的主意。“当时有人给我介绍双卡双待的iPhone 4S手机壳，我一想我艹多牛逼。”耿伟一手撩过他个性十足的飞机头，不觉发出一种充混着叹息与自嘲的笑声。
当时意气风发的他视所有的劝阻为耳边风，正如多年后他帮着别人分析创业风险时，在后生的耳中也是没有一点“卵用”。“所以说了没用，该碰的磕还是得自己碰一遍。”耿伟为后生说着托词，但这种死磕劲儿似乎却更多地散发在连续创业的自己身上。
当年6月，耿伟带着俩朋友合资20万辗转深圳找到加工厂批量做4S手机壳。谈判很顺利，加工厂老板也很心诚，合作就这么下来了。但后来的工期是他没想到的，做模具需要时间，手机壳制作出来还需要对部分的宽窄厚薄进行调配，上色还会有色差，也需要调整。就这样，原本定于7月交工的货品一直被拖到了10月。
而就在耿伟疲于奔波深圳与北京两地的夏秋之季，他的儿子出生了。
“9月8日飞往深圳，一到那边就接到电话说(老婆)快生了。马上又买机票赶回了北京。”幸运的是9日晚上耿伟赶在了儿子哭啼声之前到了医院。
“也没有多少喜悦，完全不像电视剧那样。”理应百感交集之时，可是到了耿伟的描述却变成了云淡风轻，这或许是当时的耿伟疲乏不堪，或许又是豪爽的爷们儿惯有的感情防线，又或许，这也是做了多年创业者的情感封闭使然。
毋庸置疑的是，即使有喜悦也只是一时。回到事业上，彼时富士康流水线的传带上，以成千上万倍于手机壳加工厂的效率生产了新的一批iPhone 5。更大的屏幕，更薄的机身，还改用了新的接口模式。它虽不像当年诺基亚板砖一样坚硬，却直接摧垮了耿伟的那次创业。
“当时抱着即使iPhone 5出来了，4S还是有很多人用的侥幸心理。”耿伟在后来意识到了迭代后卖不出货的情景，但面对着“让前期8万元打水漂”和“再投2万就能出一批货”的抉择，耿伟赌了后者。
结果可想而知，iPhone 5新品迅速火爆市场，到最后卖手机的渠道商都懒得给他们推广4S的手机壳了。卖了一百多个壳之后，几个合伙人按出资比例平分了这些4S手机壳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。
祸不单行。
另一边的礼品公司疏于管理也弄得人心涣散，到最后，和几年后制作音频节目如出一辙，公司只剩下了两个人。
卖礼品属于资源导向型，“剩下俩人也能做。”耿伟解释到。他在之后继续撑着公司运营，只是后来推广费一涨再涨，“比如百度推广点击费从每次两三元上涨到了每次八九元。就是百度竞价排名上点你一次链接，我九块钱就没了。”这种惨淡经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14年。
另一方面，儿子的降临并没有润滑耿伟与他妻子情感，相反却成了耿伟心头的压力。这压力绝不是源于当下的奶粉钱，而是源于未来的一种给孩子铺就幸福生活的责任负担。他与妻子也从争吵变成了冷战，冷战时长从一天延长到了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。
第三次创业
耿伟创业之心不死。从2008年起，他就没有过过朝九晚五的生活，他明白他不是这样过日子的人。步入2014年，一方面礼品公司无疾而终，另一方面耿伟开始了第三次创业，他叫上了他的高中同学，开始了一档原创音频内容制作节目，也就是坚持到现在持续做的节目，旨在以自己的创业经历告诫听众避免误入创业过程中的一些歧途。
颇具口才的耿伟以娱乐方式分享了很多创业经验，比如如何找投资人、规避合伙人撕逼等问题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听众。但讽刺的是，绊了很多磕，懂了很多道理的他依然在这次创业中绊了相同的磕。2015年4月，合伙人之一出走，6月，又一个合伙人出走，留他和另一个员工撑着公司。甚至早期还没有自己的录音棚之时，耿伟花不起租棚费，自己买了简易的设备搁在了家里。嘉宾进进出出，原本不爱收拾的他把家弄得更加凌乱了。为此，妻子的念叨也从来不会少。
庆幸的是，之后的几期节目里，耿伟得到了很多朋友甚至是陌生听友的无偿帮助。节目上，朋友们听友们轮番客串主持，节目下，公司唯一的员工被拖欠着三个月的工资也依然无怨无悔地工作着。“在那段时间帮助过我的人，我都记住的。”耿伟坦言，没有那帮人，节目可能就止于那段时间了。
公司从困难期过渡了过来，但他与妻子的关系却陷入更深的渊潭。
2015年7月的那次争吵后，妻子出走，耿伟想发微信给妻子说些什么，得到的却是“小红圈叹号”。“我艹她把我的微信号给删了。你敢信么现在我们之间交流的方式竟然是MESSAGE(短信)。”耿伟近180斤的体重瘫躺在露天不大的藤椅上，一根接着一根不停地抽着烟。
几天后妻子回来，但他们双方都没有说话，这种情况蔓延了多日。冷战至冰点，耿伟搬出了家，去了员工宿舍，一躺就是半年的沙发。这种情况直到其中一个员工找到了女朋友搬出宿舍后，他才得以缓解。
儿子的处理方式是，双方父母各带两周。他与孩子见面的时间不不多，一个月也就见一两次。公司现在初步步入正轨，但作为一个天使轮的公司，耿伟仍需要从内容到主持到人力资源一把屎一把尿地操持着全线。今年九月，儿子在丈人家附近上了幼儿园，“以后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。”
离奇的是，孩子每两周在双方父母家轮换住，理应有所接替孩子上的交流。可自去年七月离开自家门后，至此将近14个月的时间，他没有再见到妻子一面，连通话都没有。而当初妻子寄来的离婚协议书，耿伟也拒绝了签署。就这么僵着，他感觉这是一道迈不过去的砍。“艹，同样在北京我有家不能回。”耿伟长长地泯了口烟，烟头的余烬几近坠落。
耿伟的录音棚墙壁上挂着满了与嘉宾的合照，这种密麻感甚至没有照片与照片的空隙。一方面耿伟口口声称着做节目过程中认识了很多朋友，但值而立之年的他提到最多的词就是“孤独”。
一米八高个的他似乎用魁梧的躯体生吞着这些孤独。但就像他在录音室里激情澎湃地采访嘉宾，他表现在众人面前的总是一些大大咧咧的男子主义，一句话里“他妈的”出现两三遍已属正常，在办公室跨着拖鞋邋遢着短裤，并不阳光，但却透着老炮儿的一种江湖味。而江湖只聊沧海一声笑，不聊孤独。
耿伟的孤独感源于各方压力，与妻子的僵持冷战，操心儿子的未来，再加上创业的不确定性，投资人还催促着看增量……就连面对同住一屋的员工，也随着公司进一步融资扩大产生了一种去江湖化的制度感。建立打卡制，开除早期团队中跟不上节奏的员工……这些都是他犹豫再三下的决定。
更多的转变还是一些微乎其微的细节，比如称呼。“以前大家都叫他蛋蛋，现在在新来的员工面前也会叫他耿总耿总了。开玩笑也分更多的场合了。”公司其中一位员工表示，但与此同时，该员工也认为这是一种进步，是每一个公司成长的必经之路。
作为内容创业者，时间不够用让耿伟感到紧迫。除了管理公司大小事务，耿伟还尝试尽可能多地汲取知识。否则采访就问不出好问题，对员工也没有说服力。一点睡七点起，没空去运动，这些都已经成了日常。
谈起创业的最大目标，奋斗着奋斗着，耿伟似乎对自己的寄望忽明忽暗了，相反他逐渐建立起一条新的看似浅显的希冀——将来要把儿子送出国读书。
前几天儿子生日，由于在丈人家过，耿伟只能托父母送去蛋糕。而他，在朋友圈配了孩子的九张图。
采访将近结束，一员工给猎云网描述了这么一段。
耿伟在一次伏案加班时，曾突然冒出一句，“我想儿子了”。而转身，又继续工作了。
